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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研究述评

 

 (原载《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99年第4~5期)

 

 《黄帝内经》研究述评

 

陕西中医学院  张登本  李亚军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也是至今一直都是地位最高的中医经典理论巨著,是我们的先人对世界医学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由于“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谋而退迩自同,勿约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征,验之事不忒”(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注·序》),“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明·张介宾《类经·序》),所以自问世之日起,即被尊为“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王冰序),对中医药学的思维方法、学术理论、临床实践、现代应用等诸多方而都产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在继续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它博大精深的内容,逾越时空的价值,既使我们受益无穷,也使我们热切地期望能将我们结合实际和现代应用而对它所作的研究体会呈诸大方之家与读者君。

1.《黄帝内经》名义

1.1《黄帝内经》释名

《黄帝内经》之名,始见于西汉末年刘歆所著的《七略》,后载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其所以冠以“黄帝”之名,乃是受当时托占学风的影响,不外乎申明其道也正、其源也远而已。

古书以“内”、“外”命名者,一般是就内容而言的,如《抱朴子》之“内篇”二十,所言为神仙鬼怪、方药养生之事,属道;“外篇”五十,所言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之事,属儒。《黄帝内经》,是与曾长期流行的(黄帝外经》相对而言的,只因《黄帝外经》早佚,故二者难以对比认识而尽得书名中“内”之真义、或可据《抱朴子》之“内”、“外”篇义而另从医道方面予以类推。后世虽有解“内”为“五内(五脏)阴阳”者(明·吴昆),但颇嫌牵强,恐非本义。名之为“经”,始于汉初。其所谓“经”,非儒学之经,系指医学之“经”,因为其中所言医学道理至真至要而又至善,是传授济世活人妙术之大典,是医林习业的最高法则和圭臬准绳,故然。《内经》作为书名,早期并不是《黄帝内经》的简称、专称,唯因《黄帝内经》在以“内经”名书者中意义最大、流传最广、影响最为深远、地位最为尊贵,自西晋皇甫谧以降,遂为《黄帝内经)之简称、专称而别无他指。

1.2《素问》释名

《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经》两大部分。《素问》之名,始见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序》。其中写道:“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次在西晋皇甫米谧《针灸甲乙经·序》中也有提及:“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对《素问》之名的解释,则始于诠注该书的第一人——梁·全元起。全元起说:“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问’”(北宋林亿《新校正》引)。但林亿认为全氏之解“义未甚明”。其后虽有数说,但都较为玄深。明代吴昆、马莳、张介宾等人认为,此书为黄帝与岐伯等臣对医学“平日讲求”、“平素问答”、“平素讲问”的记录。其解贴切朴实,所以钱超尘先生说:“把黄帝与岐伯等人平素(对医学)互相问答的内容记录下来、整理成篇而名为《素问》,是完全合理可信的。”

1.3(灵枢经》释名

《灵枢经》作为《黄帝内经》分册之名出现较晚,始见于中唐时期王冰的《黄帝内经素问注·序》。又王冰在其《黄帝内经素问注》中将《灵枢经》与《针经》两名并提,这不但可以看出《灵枢经》即是《针经》,还可看出一书二名、并称并存,是其时医林共知之事。学者一般认同“灵枢”之名为上冰所为。王冰之所以把《针经》易名为《灵枢经》,与他所处的始终以道教为国教的唐代之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在唐代,以“灵”、“宝”、“神”、“枢”命名的书籍很多,王冰本人既是名医,又是道教信徒,故受道教思想影响而将《针经》更名为《灵枢经》是可信的。至于明马莳所解的“谓《灵枢》者,正以‘枢’为门户,阖辟所系,而‘灵’乃至神至玄之称”、张介宾所解的“神灵之枢要,是谓《灵枢》”等,虽有可取之处,但未尽其义,故《黄帝内经研究大成》认为。“这些解释恐怕都是求之过深,未见符合王冰当时改《九灵》为《灵枢》的原意”。

1.4《黄帝内经)162篇命名规律

《黄帝内经》18162篇,篇篇有名,各各不同,自有其义,均有所据。此处仅就162篇篇目的命名规律予以概括:

第一类:以篇中所论内容命名。以这一方法命名的篇目占绝大部分,但细究之下,又有差别:有以该篇全部内容之精髓名之者,如《素问》的《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沦》、《阴阳应象大论》、(六节藏象沦》、《三部九候论》、《通评虚实论》、《太阴阳明论》、《热沦》、《疟论》、《刺疟沦》、《咳论》、《厥论》,《灵枢经》的《邪气藏府病形》、《经脉》、<经水》、《经筋》、《骨度》、《脉度》、《癫狂》、《海论》、《痈疽》等。上述诸篇,内容与篇名是完全一致的,见其篇名即可知其内容之全部。有以该篇主要内容名篇而兼论其他者,如〈素问》的《脉要精微论》、《平人气象沦》、《骨空论》等,《灵枢经》的《九针十二原》、《本藏》、《邪客》、《论疾诊尺》等。有以篇名提示本篇的一小部分、将这一小部分内容作为篇目命名的发端导语者,如《素问》的《汤液醪醴论》,《灵枢经》的《水论》、《大惑论》等。有以篇名向读者提示该篇内容为解释别篇、阐发别篇者,如《素问》的《阴阳脉解》、《针解》,《灵枢经》的《小针解》、《九针论》等。有以总括别篇内容为名者,如《素问》的《标本论》、《病传论》,就是总结汇论《灵枢经》的《病本》和《病传》的。还有以提示法提示本篇内容者,如《灵枢·上膈》,文中只有“上膈”之名而无“上膈”之实,所论乃“下膈”之理。

第二类:以该篇内容的重要性来昭示后学而命名。如《素问》的《金匮真言论》、《灵兰秘典论》、《玉版论要》、《玉机真藏论》、《宝命全形论》、《至真要大论》,《灵枢经》的《玉版》、《通天》等篇。

第三类:以向读者提示本篇与他篇所论有别、不可混淆之意而命名。如《素问》的《五藏别论》、《经脉别论》、《阴阳类论》、《长刺节论》,《灵枢经》的《杂病》、《周痹》、《水胀》等篇。

第四类:以学习方法、职业道德、思维方法以及治疗宜忌事项等示教内容来命名。如《素问》的《诊要经终论》、(移精变气论》、《异法方宜论》、《刺要论》、《刺齐论》、《刺禁论》、《刺志论》、《著至教论》、《示从容论》、《疏五过论》、《征四失论》,《灵枢经》的《外揣》、(禁服》等篇。

第五类:以该篇在《黄帝内经》成编时的流传方式而命名。如《灵枢经》的《师传》、《口问》等篇。

上述五类,虽未尽述《黄帝内经》162篇名义确立之全部,但从中可见其命名之一斑。

2.《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

《黄帝内经》一书,自《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征引《七略》作《黄帝内经》十八卷”后,其名沿用至今,从无变更。至于何时成书,诸家看法不尽一致。多数学者认为,要谈其成书,应当把《黄帝内经》的成编与其中的内容分开两说。就《黄帝内经》的成编(亦即书名的出现)来说,应在西汉的中晚期,早不过于《史记》、《春秋繁露》,晚不迟于《七略》。这一说法是可信的。若就162篇的内容而言,则形成的时间跨度较大。有的篇章文字古朴,应当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灵枢经》的相当篇章可以肯定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大部分篇章则形成于秦汉时期,尤其是涉及阴阳五行学说较为深刻的内容,均应视为形成于阴阳五行学说发展成熟的秦汉之时或之后。有的内容则是东汉研究成果的补入,如《素问》的“运气七篇大论”、《阴阳应象大论》及《六节藏象论》的第一节者是。如果依此推论,《黄帝内经)162篇内容形成的时间跨度前后当有数百年,故人们常说《黄帝内经》“非一人一时之作”。至于宋人补入的(素问》第七十二篇《刺法论》与第七十三篇《本病论》,虽然有人评之为“言辞鄙陋”,但其内容却与“运气七篇大论”属同一学术体系,是对“运气七篇大论”内容的一种补充,尤其是对客气六步的“不迁正”、“不退位”、“升而不前”、“降而不入”的机理、由此产生的物化物候特征、发病致疫规律、针刺治疗方法、疫气流行规律及预防措施等内容的补充、这就使得五运六气理论在医学中的运用更趋完善和切实有用。

3.《黄帝内经》的沿革

3.1《素问》的沿革

《素问》之名,在张仲景的《伤寒论·序》中首次出现以后,从无变更,但内容却有变化。流传到西晋皇甫谧时,就“亦有所亡失”(《甲乙经·序》)。到梁全元起对其进行第一次训解时,便散佚了第七卷,九卷本只剩下了八卷,这可以隋·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为证。中唐王冰所见的《素问》本,不但“今之奉行,惟八卷尔”,而且“世本纰缪,篇目重迭,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重《经合》而冠《针服》,并《方宜》而为《咳篇》;隔《虚实》为《逆从》,合《经络》而为《论要》;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以先《针》。诸如此流,不可胜数。”(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注·序))。可见,此时的《素问》已是满身疮痍,面目全非。经过王冰历经一十二载的艰苦工作,重新予以全面深入的研究整理、校注补佚,才基本还其原貌并使之盛传不朽。后世尽管有对王氏指责有加者,然而都无碍于王氏对《素问》作出的重大贡献。至北宋林亿等人重新校正时,虽然又见多处错误,但经王冰次注的《素问》本除在林亿前就补人两篇遗篇(即《刺法论》与《本病论》)之外,再无大变,遂成为今人所见的《素问》世传本。

3.2《灵枢经》的沿革

(灵枢经》的情况与《素问》不同,虽然书名数经变迁,但内容却并无大的损益,基本依旧。它在《黄帝内经》中称作《针经》。《灵枢·九针十二原》开篇即云:“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屡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令各有形,先立《针经》。”王冰也曾以此为名(见(素问》的《三部九候论》、《调经论》王注)。由于(灵枢经》是九卷本,所以张仲景、王叔和将其称为《九卷》,认为《九卷》就是《黄帝内经》自称的《针经》。皇甫谧则将《针经》与《九卷》两名互用,其《甲乙经·序》中说:“今有《素问》九卷,《针经》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素问》论病精微,《九卷》是原本经脉,其义深奥,不易览也。”自皇甫谧之后,(灵枢经》的影响日渐扩大。

《隋书·经籍志》将《针经》冠以“黄帝”之名而称作《黄帝针经》,《旧唐书·经籍志》又改称为《九灵经》,简称《九灵》。自王冰首次运用《灵枢》之名以后,由于辗转传抄,散佚内容较多,林亿等人校勘(素问》时,在皇家图书馆中也未看到《灵枢经》的全本。幸于北宋嘉佑八年,在高丽国所进献的医书中有足本《黄帝针经》,于是经南宋史崧反复勘校后颁行,成为今人所见的《灵枢经》九卷足本。

4.《黄帝内经》的主要学术内容

《黄帝内经》的内容相当丰富,总其大要,有以下十四个方面:

4.1阴阳学说

阴阳是我国古代哲学范畴中特有的概念,肇始于殷商时期,勃兴于春秋战国。是先贤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对太阳活动进行观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早在公元前870年,先贤就运用阴阳的对立运动来解释地震的成因。在阴阳学说形成完善的过程中,先贤还不断地借用与之同时发展的其他学科的成就。当然,阴阳学说又渗透于其他学科之中,其他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地吸收阴阳学说的合理成分。中医学更是自无例外地将阴阳学说这一含有浓郁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哲学思想加以充分利用,而且是运用的最成功者。可以这样认为,阴阳学说是中医学从原始的经验医学向具有系统理论的高深医学升华的催化剂,不但是中医学的说理工具、指导思想,而且与医学内容融为一体,成为医学科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阴阳学说正是由于与医学内容的融合,才使得它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轨迹发展并得到了最完整、最系统的表达,也才使得它——充满睿智的哲学思维得以延续至今。(黄帝内经》就是阴阳学说与医学实践相结合的灿烂结晶。一部洋洋大观的《黄帝内经》,几乎处处都闪耀着两者结合的光辉,尤其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篇专文,可谓两者结合最为完善的范例。篇中对阴阳的定义、特性、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相互转化等具体内容,对阴阳学说在医学中广泛用以解释人体结构、物质代谢、生理病理与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养生等问题,都一一作了颇为完整的论述。

4.2五行学说

五行最初也是属于我国古代哲学范畴的特有概念,它与阴阳概念形成的时间相距不远。五行学说源于先人对五方的认识:《尚书·洪范》对五行的精要论述,为五行的学术内容构筑了基本枢架;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至秦汉遂臻于成熟并在《春秋繁露》中得到了广泛运用。《黄帝内经》在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从医学的角度借用了这一哲学思想,并以五行归类和五行生克制化的理论,巧妙地与阴阳学说相结合,建立了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四时五脏阴阳”之整体模式,并用以解释人体五脏的生理特征及其功能活动、脏腑组织之间的广泛联系、疚病状态下的脏腑病传规律;同时,阐发了如何应用五行理论来判定病位、推测病传、判断顶后与指导临床用药及针刺取穴等实际问题,使五.行学说合理的唯物辩证思想之内核在《黄帝内经》中尽可能地得到发挥。

4. 3脏象学说

“脏象”一词,原作“藏象”,首见于《黄帝内经》,后世多长期沿用,今作“脏象”,也有在用指“脏象’时仍作“藏象”的。此“藏”,为“脏”的古字。然而写作“藏象”,自有其理,因为它从字而上就反映了《黄帝内经)的基本思维方法和认识方法,正如张介宾所诠释的那样:“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有诸内必形诸外,藏居于躯体之内的脏腑组织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脏腑组织奥秘的机能活动是生命的内在本质,这些都会通过体表的各种现象得到体现和表达。《黄帝内经》的作者从其特有的思维出发,创造并运用了这一通过观察、分析外部征象来探求内在形质根本的、至今仍不失为人们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

脏象理论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各脏腑组织之间在结构上虽然形态各异,但却不可分割;功能上虽然各有分工,但又必须相互协调合作,病理状态下所患病证虽然不同,但却常常互相影响。《黄帝内经》有相当的篇章专论这些内容。在形态学方面,对脏腑具体的位置、形状、容积、重量、基本构造、长短、大小,都有较为准确的记述。脏腑功能不是各分支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更高层次上的综合效应。肝、心、脾、肺、肾五脏与五脏系统又有较大区别,尤其是五脏系统,不能简单地从解剖学角度去认识,而要站在生理病理学的综合效应之高度上去理解,这可说是认识《黄帝内经》理论中之脏象学说的最高境界,非此则不足以言说“脏(藏)象”。

4.4 精气血津液

精、气、血、津液,是人体脏腑在完成生理活动过程中的产物,形成以后又是各脏腑乃至整个生命活动的全部之物质基础。《黄帝内经》对之相当重视,在《灵枢经》的《本神》、《营气》、《营卫生会》、《决气》、《五癃津液别》、《卫气行》等篇中作了专章论述,对精、气、血、津液的概念作了甚为严格的界定,衬其性状、功能、生成输布过程、运行规律、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脏腑、与生命活动的关系,失常时所产生的种种病证,都有深刻的阐述。这些理论又与脏象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4.5经络学说

经络是由经脉和络脉组成的,是人体内具有运行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感应传导、调节平衡等作用的一个特殊的网络状巨系统。这一巨系统由经脉(包括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十二经别)、络脉(包括大络、浮络、孙络、阴络、阳络)、经筋和皮部组成。关于十二经脉的命名,与《周易》中阴阳太少的划分与人们对自然界阴阳盛衰之消长规律的认识、经脉循行部位以及其中气血的多少均有一定关系。《素问·阴阳离合论》、《灵枢·阴阳系日月》等篇对此都有精辟论述。经脉的循行部位及其连属的脏腑组织各有区别,分布在不同经脉的腧穴各有功能,经脉所发病证也很广泛复杂,这些内容在《黄帝内经》中并有系统而深人的阐说并占有很大比例。病证及其治疗又几乎都涉及经络的内容,所以,《黄帝内经》也是后世“经络学”,“腧穴学”、“针刺灸疗学”的直接源头与理之渊数。

4.6 病因学说

病因学说是研究致病因素的性质、致病特点、伤人致病规律的理论。《黄帝内经》批判了鬼神致病的迷信思想,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异常和人体自身的情志刺激、饮食不节、劳逸失当、房事不节等等,都可成为致病的因素,其中将之统称为‘邪气”,简称为“邪”。为了便于人们认识有关理论,《黄帝内经》对病因进行了归类分析,方法有二:其一为《素问·调经论》的阴阳分类法。原文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是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致病邪气称为“阳”邪,而把来自饮食起居、房事不节、情志变化等方面的致病邪气归之“阴”邪。这种以阴阳别内外的分类法,提纲挈领,便于掌握。其二是三部分类法。《灵枢·百病始生》篇以“三部之气,所伤异类”和‘气有定舍,因处为名”的思维方法与病邪伤人部位不同的致病特点为依据,将致病邪气划分为三种类型,即“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上下中外,分为三员”的三部分类框架,为后来宋代陈无择提出的病因三因学说奠定了基础。

《黄帝内经》扼要准确地把握了不同类型病因的致病特点和伤人发病的规律,完整地提出了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的概念。《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认为六淫致病的主要特点,分别是“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寒则气收”,“炅则气泄”(《素问·举痛论》)。其中风邪除了主动的致病特点外,还有“善行数变”、“为百病之长”(《素问·风论》)的性质。六淫邪气伤人途径又各不相同:“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阳受风气,阴受湿气”(《素问·太阴阳明论》)。情志失常,则易伤脏与气机为病:“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灵枢·百病始生》)。具体而言,“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素问·举痛论》)。此外还有“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大饮则气逆”、“阴之五宫,伤在五味”、“高梁之变,足生大丁”等饮食致病的论述。诸如此类的认识,奠定了《黄帝内经》中完整的病因学内容,成为今日临床中进行病因辨证、审因论治的主要依据。

4.7发病学

发病学是专门研究疾病发生规律的理论。《黄帝内经》指出,导致疾病发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因素是邪正相胜。认为人体正气的强弱盛衰是决定发病与否的前提,而致病邪气的存在则是发病的重要条件。正如《灵枢·百病始生》篇所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中也说,邪之“中人也,方乘虚时”。这些肯綮之言,就是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正与邪在发病中的主次关系。当然,这种主次关系是可以转化的,所以《黄帝内经》在突出人体正气对发病与否所具的主要作用的同时,认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处于次要方面的邪气也会上升为伤人致病的主要方面,如外伤、疫疠流行等,因此在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际,时时提醒人们不要自恃身强体壮而无所顾忌,要注意“避其毒气”,“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素问·上古天真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灵枢·九宫八风》)。在疫情发生时,要服用“小金丹”进行药物预防等(《素问·刺法论》)。

《黄帝内经》还认为,疾病的发生,与人的体质强弱、体质类型、所感邪气的性质、感邪的部位、感邪的轻重等均有密切关系。影响发病的因素除正邪相胜之外,还有自然气候、地域环境、生活起居、精神状态等等。总之,《黄帝内经》中发病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4.8病机学

病机学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传变及转归规律的理论。《黄帝内经》指出,每一疾病虽有各自不同的病机,但就基本病机而言,有邪正盛衰病机,如《素问·通评虚实论》就以“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为纲论之。有阴阳失调病机,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胜则热,阴盛则寒”;《素问·调经论》:“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有气血失常病机,如《素问·调经论》;“气血以并,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一实一虚。……气并则无血,血并则无气。”关于气机失调病机,《素问·举痛论》归纳为“气上”“气下”、“气结”、“气散”、“气耗”、“气收”、“气缓”、“气消”、“气乱”九个方面,是后世研究气机失常的基础。《灵枢·五癃津液别》则专论津液失常的病机。

五脏的寒热虚实病机,《黄帝内经》在《素问》的《玉机真藏论》、《五藏生成》、《刺热》、《咳论》、《风论》、《痹论》、《痿论》、《调经论》、《至真要大论》,《灵枢经》的《本神》、《邪气藏府病形》等篇当中,都分别作了颇为详尽的论述。

经络病机的内容,以《灵枢经)的《经脉》、《经筋》和《素问》的《阳明脉解》、《脉解》等篇所论为主。《黄帝内经》在论述病证时,还常将脏腑病机与经络病机结合起来,互相补充,互相发明。

4.9病传规律

病传是指疾病发生后邪气在体内的移易过程。在《黄帝内经》中,主要讲述了以下几种病传规律:

一是外邪伤人之后,沿着经脉而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病传规律。如《素问·缪刺论》中说:“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脏之次也。”《灵枢·百病始生》也有相似论述。

二是六经的病传规律。如《素问·热论》所论伤寒病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的病传规律。

三是表里两感传变规律。如《素问·热论》中说:“两感于寒者,病一日,则巨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而烦满;二日,则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言;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

四是形体病直传五脏。如《素问·痹论》之五体痹久病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其所合之脏而成五脏痹者是。

五是外邪不经皮毛肌表而直接伤及内脏的“直中”。如《素问·咳论》中说:“乘秋则肺先受之,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

六是五脏之间的生克乘侮传变规律。如《素问·玉机真藏论》中说:“五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

七是脏病传腑。如《素问·咳论》之“五藏之久咳,乃移于六腑”者是。

八是腑病传腑。如《素问·气厥论》中所谓“膀胱移热于小肠”,“小肠移热于大肠”,“大肠移热于胃”,“胃移热于胆”等论,指出六腑之间的病证可以移易传变。

九是腑病传脏。这在《素问·太阴阳明论》、《灵枢·口问》等篇有精切论述。又《灵枢·病传》中说:“病先发于胃,五日而之肾,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之心。”都体现了腑病传脏的病传规律。

十是六腑与奇恒之府之间的病传。如《素问·气逆论》中所谓“胞移热于膀胱”,指的是子宫热病传之于膀胱;所谓“胆移热于脑”,则指六腑病传及于奇恒之府的脑。说明奇恒之府与六腑之间病证可以互相传移。

至于病证之间的寒热转化移易、虚实转化移易,在《黄帝内经》中亦均有详述。

4.10 病证学

病证是在致病因素作用下,机体健康状况遭到破坏而又不能在短期内得以恢复的一种病理过程。《黄帝内经》中有关病证的内容相当丰富,除有专章论述的专病外,还有散见于诸篇之中的大量病证。据不完全统计,《黄帝内经》所论述的病证多达380余种,涵盖了内、外、妇、儿、伤、五官诸科。至于病证的认识方法,已经初步形成了脏腑辨证、六经辨证、经络辨证、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阴阳辨证、虚实辨证、寒热辨证等思路,为后世病证学的发展完善指明了方向、开辟了大道。

4.11 诊法学

专门研究疾病的诊察方法及其相关理沦的学科,称为诊法学。《黄帝内经》的诊法学是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与病因病机理论为基础,灵活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充分发挥人的感官功能而创造的一整套诊病方法。它不但提出了“知常达变,以常衡变”、“司外揣内”等诊病大理,而且创立了察色、听声、问病、切脉等诊病方法,仅脉象就记述了171余种(《陕西中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集》一),且以“急、缓、大、小、滑、涩”六脉为纲统之(《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诊脉部位,则有全身遍诊法(《素问·三部九候论》)、人迎、寸口二部合参诊脉法(《灵枢·经脉》)和独取寸口诊脉法三种。此外,还创造了望面诊法(《灵枢·天年》)、释梦诊法(《灵枢·淫邪发梦》)、尺肤诊法(《灵枢·论疾诊尺》、虚里诊法(《素问·平人气象论》)、腹诊法(《灵枢·水胀》)、体质诊法(《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等,非常重视前面了解病情,重视诸诊合参,要求医生详细、充分地占有临床资料,认为“以此参伍”,才能“决死生之分”(《素问·脉要精微论》),严厉批评了只凭脉诊而轻视问诊的错误做法(《素问·疏五过论》)。

4.12 治则治法学

《黄帝内经》中有关论治的内容非常充实,既有治疗疾病的总原则,也有治病的具体方法,并有组方、遣药、服药、刺灸等方法。

冶则是在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思想指导下所确立的治疗疾病的总的原则。《黄帝内经》中所论的治则主要有治病求本(又称“求其属”)、正治反治、治标治本、调理阴阳、调理脏腑、调理气血、三因制宜等等。

治法是在治病的总原则指导下,针对具体病证所确立的具体治疗办法。这一方面,仅《素问·至真要大论》就列举了正治十七法和反治四法。

针刺方法的内容可谓十分广泛。如《灵枢·官针》的“九变针法”、“十二节刺法”,《灵枢·官能》的“七刺法”,《灵枢·刺节真邪》的“五刺法”等等。另外还有根据月生月死及其增减进行取穴和刺治次数、缪刺、巨刺等法。对各种针刺失误的救治和某些特定腧穴的刺灸宜忌等,也都作了具体规定。

在临床用药方而,《黄帝内经》中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法度,确立了奇方、偶方、大方、小方的组方原则。这些法则,都为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所遵循。

服药方法可直接影响药物的疗效,所以《黄帝内经》中提出了寒药热饮、温药凉服的反佐服药法及药物的寒热温凉与季节气候寒热的宜忌之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还指出了服药时间与进食的关系(《素问·至真要大论》)。

护理是疾病康复的重要措施,是临床治疗疾病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黄帝内经》不但提出了“毒药致邪,谷肉果菜尽养之”的饮食护理原则,而且对一些专病还提出了特殊的护理措施。如“劳风发在肺下”,痰稠、色黄、量多,在护理方面就要排痰,以保持呼吸道的通利,因为痰“不出则伤肺,肺伤则死也”(《素问·评热病论》)。热病过程中,病人的胃肠功能减退,消化能力减弱,要重视饮食护理。“食肉则复,多食则遗”,对此类患者的饮食护理,要做到“少食”,清淡,否则会致“遗热”(《素问·热论》)。但对一些虚损性病证,在其恢复期,则要加强营养,因为“强食”才能“生肉”(《灵枢·经脉》)。这种因病施护的原则及其具体方法,在《黄帝内经》时代虽尚属初级,但却是中医临床护理的先河之论。

4.13 养生学

养生学是研究如何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延缓衰老,从而使人获得健康长寿的理论和方法。中医养生学起源虽早,但《黄帝内经》才是其真正的渊海。其中确定的养生原则,是内外结合,以内养为主;动静结合,因时而制宜;形神兼养,养神为重等。养生的具体方法,有顺应自然,外避邪气;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五味和调,不可偏嗜;“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素问·藏气法时论》);劳逸结合,不妄作劳;节制房事,维护先天;全而养生,不可偏废等。这些内容,集中体现于《素问》的《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沦》等篇之中,此外在《素问·刺法论》中还介绍了叶纳法和服小金丹法的养生防病措施。

4.14 运气学说

运气学说是我国古代研究天时气候变化及其对生物影响的理论。它以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与生物体(包括人)对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反应为基础,将自然气候现象与生命现象统一了起来,将气候变化与发病规律、治疗用药规律统一了起来,又从宇宙节律探讨了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发生、防治的影响。这种“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学说,充分反映了中医学中“天人相应”的整体论思想。

运气学说以干支甲子为演绎工具,详论了五运、六气、运气同化关系及其在医学中的应用。其内容系统而完整地载于《素问》的“运气七篇大论”与《刺法论》、《本病论》两遗篇之中。这些内容虽然是王冰之后所补入的,但已成为公认的《黄帝内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5.《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学术特征

学术特征是一种专门理论所具有的独特而系统的认识和见解。《黄帝内经》的理论博大精深,如欲尽快掌握并运用其真髓要旨,就须首先认识其理论体系的学术特征。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六版规划教材之《内经选读》将其学术特征归纳为三个方面,颇为切要。这里循其思路,谨述如下:

5.1 从整体的观点把握生命规律

《黄帝内经》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个小局部。基于此一观点,其中在“天人相应”思想的指导下,建构了特有的人与自然万物统一、人与自然规律统一的整体思维模式。

所谓人与自然万物统一,是指人类与所生存的自然界紧密相关,需依赖自然界所赋予的物质而生存。“人以天地之气生”(《素问·宝命全形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六节藏象论》),就是对这一观点最为准确的表述。

所谓人与自然规律的统一性,是指人的生命节律、机体物质代谢过程,与自然界固有的自在规律必须同步相谐。那么什么是自然规律呢?用我们先人的说法,就是“天道者,五行阴阳而已”(清戴震《原道》),是(素问·天元纪大论》中所说的“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我们先人用自己的思维方式,认为阴阳的相互感应、制约互根、消长转化和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及气的升降出人运行等,是自然界乃至宇宙的总规律。《黄帝内经》的作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十分娴熟地用以阐述了人与自然规律的密切关系和人体的生理、病理及疾病的防治之道,并将这一观点简明扼要地归纳为“四时五脏阴阳”(《素问·金匮真言论》),进而以此理论为核心,建立了“四时五脏阴阳”的系统结构模式。这个理论模式,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有密切相联的两大部分,其中之一是人体五脏系统的联系结构,而五脏各子系统又以肝、心、脾、肺、肾为中心,通过经络、精、气、血、津液、神的作用,联系着各自相关的腑、体、华、窍等形体组织。各子系统亦自成体系,自有规律,同时又与人体的整体系统协调一致,并通过人体整体系统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相和谐。“四时五脏阴阳”系统结构模式的另一部分,就是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自然界。这个自然界分别是由五方、五时、五气、五化、五色、五味、五音、五谷、五果、五菜、五畜、五虫乃至太空中的五星等等万物所组成的。人与自然界的两大分系统以阴阳的消长平衡规律和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为联系的纽带,并因此而保持平衡。这就是《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说的“夫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此生长化成收藏之理,气之常也”。《黄帝内经》指出,自然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行自身调整变化的自动稳态系统,人的生命运动随着天地自然的调整变化而调整变化,并由此维持自身的平衡。《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说:“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又说:“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则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灵枢·五癃津液别》中也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这些论述,都在于说明人体的生命活动是不断地随着/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而调整自身之平衡的。病理状态下也不例外。就一日而言,“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就脉象变化而言,春弦、夏钩、秋毛、冬石。即或是对疾病的治疗,也要四时各有所刺,“春刺经脉,夏刺孙络,长夏刺肌肉,秋刺皮肤,冬刺骨髓”(《素问·四时刺逆从论》)。进食用药均应如此。这些内容,都是人与自然规律统一观点的具体应用。

5.2 从运动变化的观点把握生命规律

运动变化是宇宙万物遵循的一条总规律。《黄帝内经》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物质世界,始终处在不停顿的运动之中。其中在阴阳五行的思维框架下,将这个运动规律概之为“升降出入”。《素问·六微旨大论》对此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其中说:“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又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这一段精妙绝伦的高论,将整个充满生机的物质世界剖析得淋漓尽致。它首先揭示了物质世界具有不断运动变化的本领和特性,运动的方式是“升降出入”。凡是存在于这个物质世界大家庭中的事物,无一不在“升降出入”的运动之中生生化化。无论是动物界的“生长壮老已”,还是植物界的“生长化收藏”,乃至宇宙间所有有形质的“器,都存在着“升降出入”运动,每一事物本身又都是阴阳“升降出入”运动的场所。人是物质世界诸多“器”中之一员,也毫无例外地是以阴阳气机的“升降出入”运动为其生命存在的方式的。体内各脏腑组织器官都是气的“升降出入”运动的处所,各机能活动又都是气的“升降出入”运动的不同体现。一旦这一运动发生失常而不能自动调节平衡时,人就会发病。在自然界,“升降出入”运动失常,则会造成灾害。所以,“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故曰:无形无患,此之谓也”(《素问·六微旨大论》)。这种运动一旦停止,就是生命活动的终结之日。因此,“不生不化,静之期也”(《素问·六微旨大论》)。《黄帝内经》的作者,就是从这种运动变化的观点认识物质世界、认识人的生命活动并以此指导对疾病的研究与防治的,人们熟知的辨证论治原则就是这一学术特征的具体运用。

5.3 从功能表现认识生命规律

重视功能是我们先人的一种思维特点。功能源自形质,形质产生功能而又依赖功能,但功能较之形质却更为重要。《黄帝内经》的作者很自然地运用了这种思维方式。他们在完成了通过解剖对脏腑形骸进行认识的基础上,更多地运用援物比类、取象比类、形象思维的方法,从人体外在的功能现象去探求并揭示内脏的活动规律,经过对大量的、有规律的生理病理表现的认识和研究,逐渐认识并掌握了生命活动的本质与核心。《黄帝内经》中十分明确地指出,这种认识方法是“以表知里”,“以我知彼”,“司外揣内”的认识方法。因此,中医学所讲的五脏六腑、气、血、精、津液、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与养生等等方面的内容,无一不是将功能放在比形质更为重要的地位。《素问·汤液醪醴论》中将疾病不可愈的根本原因责之于“神不使”,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这种从功能表现来认识生命规律的学术特征,贯穿于《黄帝内经)的始终,也是中医学的基本特征之一。

《黄帝内经》理论体系上从整体、从运动变化、从功能表现这三大方面来研究和认识人体生命规律的学术特征,是密切结合、互相联系的。如果能循此思路去学习经文,就能更为深刻、更加准确地理解经义,运用经神。

6.《黄帝内经》的历代研究略况

《黄帝内经》自其成书以降,代有研究。这里仅就研究的内容与方式方法作如下归纳:

6.1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是对《黄帝内经》进行研究的主要内容。《黄帝内经》因成书久远,“其文义高古渊微”(明张介宾《类经·序》),加之流传转抄过程中造成的错讹脱衍等问题的确不少,历代医家、学者遂将文献列为对《黄帝内经》进行研究的必然的和首选内容。

文献研究的方法,其一是校勘。校勘可根据所校内容分为本校、对校、他校和理校四种。真正对《黄帝内经》进行校勘的工作,是从唐王冰的《黄帝内经素问注》开始的;成绩最突出的当推北宋林亿、高保衡之《新校正》;清代的俞越、于鬯、胡澎等人,虽然所校内容不多,却有不少新的见解;日本人丹波元简的校勘也颇有成绩。今人则刘衡如、吴考槃、郭霭春等先生的贡献最为显著。由于《灵枢经》在南宋时朝廷曾组织人力反复勘正,所以可校之处不如(素问》多。

其二是注释(诠释)。《(黄帝内经》专业性强,语言文字的时代特征浓郁,不注不释,后人难以读懂;不懂不通,则无从谈及研究应用。所以在其成书不久,西晋皇甫谧在其所著的《黄帝针灸甲乙经》中就首开注释之先河,此后梁代全元起,隋代杨上善,唐代王冰,北宋林亿,明代马漪、吴昆、张介宾,清代张志聪、高士宗、姚止庵等,都对《黄帝内经》作了各具特色的注释。

其三是分类整理研究。最早运用这一方法的是西晋皇甫谧的《黄帝针灸甲乙经》;隋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尤胜。他将《黄帝内经》的内容凡分一十九类。明张介宾远绍其业,撰有《类经》三部,可谓是对《黄帝内经》进行分类研究最有成就的著作。其中将原文共分一十二类,纲目清楚,条分缕析。明李中梓为启发初学,将原文简化为八类,撷取精华,辑为《内经知要》,书成即广为流传,对《黄帝内经》的普及和宣传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今则又有内蒙的《黄帝内经类析》、湖北的〈黄帝内经纲目》与陕西傅贞亮先生主编的〈黄帝内经原文类编》等等。这些分类研究名著,腾绝轨于前,振英声于后,对梳理《黄帝内经》原文,使之按理论观点、学术内容归类,便于读者按理论体系和学术内容进行研读,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其四是校注译析综合研究。似可认为,这一方法是对《黄帝内经》进行文献研究的较高层次。这种方法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近30余种研究专著。这种研究方法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南京的《黄帝内经素问译释》、山东的《灵枢经语释》,到河北的《黄帝内经素问校注》、《灵枢经校注》、天津的《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北京的《素问注释汇释》等,在汲取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又有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其书均以校注语译为主体,又有简明扼要的提示或“按语”,对今人阅读理解《内经》原著颇具简洁实用之价值。

综上内容,可认为是这一研究方法的第一阶段。其第二阶段是以校注语译为基础,以深人细致地剖析义理为旨归。如王琦、邱德文先生的《素问今释》即是,尤以傅贞亮、张登本主编的《黄帝内经素问析义》和《黄帝内经灵枢经析义》为代表。其书以分析原文的宏文精义为主旨,对其中有争议的疑似之处展开讨论。这些著作的问世,似可认为是沿袭儒家习用的传注、义疏的经学研究方法而研究《黄帝内经》达到了颇为完备的程度并划了一个较为理想的句号,也是《黄帝内经》的研究方法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起点。

6.2 专题发挥研究

《黄帝内经》的内容相当丰富。自东汉末张仲景以降,历代医家都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出发,从中汲取养分而进行专题发挥研究。张仲景的不朽名著《伤寒论》,就是以《素问·热论》的学术思想为主,专门发挥了《黄帝内经》中有关热病(又名“伤寒”)的理论而著成的;西晋王叔和则专门发挥了《黄帝内经》中有关脉学的理论与诊脉方法而著成了《脉经》,成为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专言脉理与诊脉方法的专著;皇甫谧又对《黄帝内经》中经络、腧穴、刺治方法的内容进行了发挥研究,著成了《黄帝针灸甲乙经》。这些名著,都是专题发挥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杰作。

近年来,对《黄帝内经》的专题研究更趋缜密,更加具体实用。大者如刘长林先生的《内经的哲学和中医的方法》,小者如见诸报端的“《内经》用药规律研究”、“《内经》的男科学术思想研究”、“《内经》的养生学”等等。专题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是《黄帝内经》在现阶段的研究特点,同时也是现阶段的研究方向。

6.3 临床应用研究

《黄帝内经》是一部医学专著,记述了内、妇、儿、外、伤、五官诸科共380余种病症。这是作者对秦汉以前临床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后世临床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不之竭的源泉。历代有成就的医学家无不从中汲取精华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同时又用他们的临床经验和新的见解对《黄帝内经》的理论进行验证和更为深广的研究。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理应将指导临床实践与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作为其最高宗旨和终极目的。因此,用临床实践方法来研究《黄帝内经》,为历代医家所沿用,从张仲景的《伤寒论》、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黄帝针灸甲乙经》,到今人的《黄帝医术临证切要》、《内经类证论治》、《内经类证辨析》、《内经与临证》、《痹证专辑》《痿证专辑》等等,都是这一研究的结晶。

6.4 实验研究

有关《黄帝内经》学术内容的实验研究,在近几十年来发展较快,简介如下:

第一,《黄帝内经》中阴阳的实验研究。自1973年美国生物学家Goldberg根据cAMPcGMP这一对环核昔酸对细胞的对抗作用而提出生物控制的阴阳学说、并认为这就是中医学的物质基础之后,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有的研究认为药物的阴阳调节与核酸(DNA/RNA)代谢密切相关,有的研究认为阴阳与体内的阴阳离子的相互作用有关,有的研究认为内分泌之间的相互抑制作用符合阴阳对立统一规律,有人从神经系统中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所表现的相互拮抗作用研究阴阳学说,也有人从免疫功能的角度研究阴阳学说,等等。

第二,《黄帝内经》中“气”的实验研究。“气”是《黄帝内经》中的重要命题,“气”之一, 词凡2952见。为了探讨《黄帝内经》中“气”的实质,医学科技工作者经过长期的科学实验,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运用现代先进的新学科和新技术如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免疫学、电场、电磁效应、辐射场等对气化、气机、“气”的免疫功能、气功、经络之气、正气、元气、卫气等进行了广泛深人的探索。

第三,《黄帝内经》中“血”的实验研究。《黄帝内经》认为,血是一种具有营养作用的、在人体内不断循环运行的红色液体,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有关血的生理、病理的理论,《黄帝内经》中已有全面深刻的阐述,所以近年来关于血的实验研究,着重从血的病理人手,尤其对血虚、血痕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

第四.《黄帝内经》中脏象理论的实验研究。有关“心”的实验研究,着重就“心主血脉”研究的较多,亦有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探讨“心主神明”者。关于“肝”的实验研究,学者们从神经系统的实验之角度来探讨“肝主谋虑”、“肝藏魂”的问题,从血液分析、血液流变学、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探讨“肝藏血”的功能问题,就肝细胞功能而探讨肝为“罢极之本”的问题。“脾”的实验研究内容较多。有的从消化功能如食物残渣、消化酶、肠道吸收功能、胃酸分泌、胃肠蠕动等方面来研究“脾主运化”的问题,有的从消化系统的组织病理、从植物神经对胃肠道分泌功能和运动功能的调节、从内分泌对消化道的调节等方面来研究“脾主运化”的实质。此外还有人从血清微量元素的含量、从大脑皮层活动、从免疫学、从能量代谢等方面来研究脾的实质。关于“肺”的实验研究,有从肺气虚与肺功能的关系角度而研究“肺主气”之功能者,也有通过测定免疫指标而研究“肺主皮毛”者,有从血液流变学的角度而研究“肺朝百脉”者,有通过生理实验以研究肺的“通调水道”功能者,有运用临床和动物实验来研究“肺与大肠相表里”的机理者。有关“肾”的实验研究内容颇多。上海第一医学院脏象专题研究组自1960年始,就对肾的实质进行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有通过肾阳虚证及相关动物模型进行研究的,有通过生殖系统的生理病理实验研究探讨“肾主生殖”之机理的,有通过钙磷代谢研究“肾主骨”之机理的,有通过抗衰老的实验来研究肾与衰老的关系的,有通过肾上腺皮质激素与甲状腺素、通过补肾治疗实验性耳聋、通过耳蜗电位的测定等途径而研究“肾开窍于耳”的机理的,等等。

第五,《黄帝内经》中经络理论的现代研究。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是《黄帝内经》的作者所发现的独特的系统结构。对经络的现代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一是经络存在的客观性研究。这一研究在经络感传特性及感传的记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经络的客观存在己基本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

二是在承认经络存在的基础上,对经络实质的研究。这是近年来经络研究的中心内容,也相继取得了不少成果。就其研究方法而言,有从经络的电特性进行研究的,有用同位素技术进行研究的,有应用声发射技术进行研究的,有从皮肤温度进行研究的。在经络实质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对经络的形态学如经络与神经系统、经络与循环系统、经络与人体其他组织等进行研究,也有从分子细胞学的角度对经络实质进行微观研究的,还有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全息论等现代科学方法的角度对经络实质进行宏观研究的,等等。

从全世界对《黄帝内经》中所述经络存在的客观性的公认,到海内外人士以多种角度、多种方法、多种技术及多种学科对经络实质进行多方位、多层面的探讨,可以看出,对经络的研究已经进人了更为深细的、更切实用的新的阶段。总而言之,可谓进人了现代应用的时期。

第六:《黄帝内经》脉诊的多学科研究。《黄帝内经》中对诊脉方法的规范与脉象的形态、生理变化、时间节律、临床意义的表述,已经形成了相当系统而又完备的理论体系。脉诊作为一种获取人体生理、病理之综合信息的有效手段,也日益受到海内外医学界的重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脉诊的现代研究十分活跃,人们运用生物力学、医学工程学、生理学、计算机等学科与技术,对脉诊展开了多样化的综合研究。从脉象的客观检测方法到脉象信息的处理分析,从脉象力学模型的建立到血液动力学特征参数的测算,从脉象形成机理的实验研究到脉图检测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内容可谓相当广泛深人。这些研究,都使《黄帝内经》中脉学理论的科学内涵得到了昭示和丰富。

6.5 回顾性调查研究

回顾性调查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兴起的一种研究《黄帝内经》的新方法。有人对沈阳、天津、吉林双辽、北京、杭州、蚌埠、成都、西安、郑州等地几年到几十年的气象资料进行了回顾性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地区的气候变化与《黄帝内经》中五运六气学说推算的结果基本一致,符合率在70%左右。有人对兰州地区1855 ~ 1947年共93年间的气象资料进行了分析,符合率为71﹪(《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9,121):1)。又有人根据《黄帝内经》中有关生命活动月节律的理论,对全国不同经纬度的城市中共2413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死亡时间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与月相变化呈正相关性。还有人仍据这一理论对2776例肺结核患者的咯血时间进行了调查,发现咯血的高峰时期在“月廓满”之日,因咯血而亡的时间也以望日前后明显居高(《陕西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集》)。

6.6语言文字学研究

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研究《黄帝内经》,虽是经学研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的借用,但对于这部虽属医书、亦属经典的巨著来说,同样是最基础、最切实、最有效、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因为语言文字之学乃是“通经(此处并指医经)致用”的根基和桥梁。以此方法来研究《黄帝内经》,可谓发端很早。从某种意义上讲,皇甫谧、全元起、杨上善、王冰等人早已步人这一领域,上述“文献研究”中的有关方法即属于语言文字学研究方法的范畴。不过,专精研究《黄帝内经》中的语言文字问题者,为清代的胡澎、俞樾等人。可惜他们浅尝辄止,所留资料不多。今人潜心于这一领域并取得卓然成就者,莫过于天津郭霭春、北京钱超尘两先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钱超尘先生所撰的《内经语言研究》一书。陕西张登本、武长春主编的《内经词典》,亦属《黄帝内经》中语言文字的研究专著。

6.7 《黄帝内经》的综合研究

《黄帝内经》的综合研究,可分为多学科性综合研究与总结性综合研究两大类型。

第一大类:多学科性综合研究

作为医学巨著的《黄帝内经》,可谓广泛吸纳了成书之前诸多学科的丰富内容与丰硕成果,因此近几十年来,人们对此也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第一,《黄帝内经》中的哲学思想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恩格斯《自然辫证法》)。《黄帝内经》的作者在深人探索人类生命规律的时候,大量地借用了其时我国已经产生并发展成熟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阐发了已经获得的切实有效的医疗经验,从而形成了具有自身学术特征的理论体系和学术内容,因此,它“不仅是一部医学典籍,而且又是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黄帝内经研究大成》第2037页,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这一领域研究的成就,集中地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刘长林先生著成的《内经的哲学和中医的方法》一书之中。

第二:《黄帝内经)中的宇宙观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期,《黄帝内经》中天文历法的研究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和重视,天文、历法、气象、中医等学科的专家、学者经过共同努力,使其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古代的宇宙观主要有三种:一是盖天说。认为天如一顶斗笠,地如一个倒扣的盘子,太阳是环绕北极而旋转的;二是浑天说。认为宇宙是一个浑圆的巨大天球,同为球形的大地位于宇宙的中央;三是宣夜说。认为宇宙是广漠无垠的。这三种宇宙观在《黄帝内经》中均有反映,但《黄帝内经》主要选择了宣夜说,以此来解释宇宙的结构和演化,并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如《素问》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就有这方面的精彩论述。

第三,《黄帝内经》中的历法研究。《黄帝内经》中所称的“气数”,即今之所谓“历法”,其中所用的历法主要有太阳历和阴阳合历(即夏历、农历),有些篇章则采用了太阴历,另外还广泛地运用了一种特殊的历法——即五运六气历法。五运六气历法在六十年周期中嵌套了五、六、十、十二、三十等周期结构及运气推算方法,有着深刻的天体运动背景和比较准确的客观依据。

第四,《黄帝内经》中的医学地理学研究。医学地理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及治疗与地理环境之关系的一门学科。《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受特定的地理环境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所以其中反复强调从事医学的人们,必须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这方面的丰富内容,除“运气七篇大论”中有详细记述外,还可见于《素问》的《阴阳应象大论》与《异法方宜论》等篇。

第五,《黄帝内经》中的医学气象学研究。医学气象学是研究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影响的一门学科,国际生物气象学会称之为“人类生物气象学”。医学气象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依据气象条件来避害趋利、防病治病、养生保健。《黄帝内经》中医学气象学的内容可谓非常丰富,玄妙的“运气七篇大论”中对之就作了集中的、系统而精深的论述。此外,《素问》的《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论》、《金匮真言论》、《诊要经终论》、《脉要精微论》、《四时刺逆从论》与《灵枢》的《九宫八风》、《岁露》等篇,对之也有不同程度的阐发。

第六,《黄帝内经》中的时间医学研究。时间医学是以研究人体生命节律为主,并用来指导预防保健和临床诊断、治疗的一门学科。截至目前,对《黄帝内经》中有关生命节律分类的认识尚未统一,有人归纳为阴阳消长节律、人气生长收藏节律、卫气周行节律、经脉气血流注节律、人体机能的月节律、五脏主时节律、脉象变化节律、色泽变化节律等,也有人归纳为日节律、月节律、双月节律、季节律、半年节律、年节律、多年节律等。《黄帝内经》中广泛缜密地运用了上述节律来研究人体的生命规律,同时用以指导养生保健与疾病的诊断、治疗(包括针灸、用药)、预后判断等。

第七,《黄帝内经》中的社会医学研究。社会医学是研究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与对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预后转归的影响,从而探求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的一门学科。《黄帝内经》中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散见于诸篇。对之进行较为集中的论述的,有《素问》的《疏五过论》、《微四失论》、《上古天真论》等篇。

第八,《黄帝内经》中的医学心理学研究。医学心理学是将心理学与医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人类健康时的心理状态、患病时的心理活动与心理活动对人体健康、对疾病的发展转归、对疾病的治疗、对药效作用的发挥的影响等。现代医学心理学所涉及的内容,大多数在《黄帝内经》中均有论述。如《灵枢》的《本神》、《通天》、《行针》,《素问》的《上古天真论》、(灵兰秘典论》、《移精变气论》、《汤液醪醴论》、《疏五过论》等篇。

第九,《黄帝内经》中的体质学说研究。有关体质学说的内容,除散见的内容外,在《素问》的《异法方宜论》与《灵枢》的《阴阳二十五人》、《通天》等篇有专门论述。这些论述,为中医的体质学说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中医体质学说》这一专著,其内容仍以《黄帝内经》的论述为基础。

总之,今人对《黄帝内经》中上述诸多方面的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近二十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对〈黄帝内经》中的数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生物全息理论等内涵也都作了广泛深人而颇为有益的探讨。

第二大类:总结性综合研究

这一方面的代表著作,为王洪图先生主编的《黄帝内经研究大成》这部巨著。《黄帝内经》在两千余年的流传过程中,经过历代贤哲的学习应用与不断探讨,已经积淀下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就。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大力发展与教科文事业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的日益深入,中医学也逐步走向世界,人们对《黄帝内经》的研究则不断借鉴多方面的、新的科学手段和不同的文化视角向更广、更深的方面发展.,各种研究可谓方兴未艾、欣欣向荣。基于《黄帝内经》的高超价值与学习研究当中借鉴前人成就的实际需要,海内外广大人士迫切期望能有一部《黄帝内经》的总结性研究专著。就在这样的时候,王洪图先生抓住机遇,把握大局,组织全国50余位在研究《黄帝内经》方面有精深造诣的专家、学者,历经数载,呕心沥血,完成了分类研究的总结性专著——《黄帝内经研究大成》。这部巨著洒洒洋洋470余万字,分别就《黄帝内经》文献及语言文字学研究”、“《黄帝内经》学术研究发展史”、“〈黄帝内经》理论研究”、“〈黄帝内经》病证与临床应用研究”、“《黄帝内经》多学科研究与实验研究”等五大部分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分类研究,名副其实既是集《黄帝内经》分类研究之“大成”,又是集〈黄帝内经〉古今横向专题研究之“大成”,在《黄帝内经》学术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此外,日本、韩国对《黄帝内经》的研究也颇有成就。根据《黄帝内经研究大成》中的统计研究,日本在其飞鸟时代(六世纪末 ~ 710年),《素问》和《黄帝针经》即已传入,研究《黄帝内经》的著作如《黄帝内经太素》、《黄帝内经注证发微》、《类经》等书也相继传入。在1950年以前,已有研究专著50余部问世;1950 ~ 1990年,更有研究专著33部问世,所刊载的专论文章则达178篇。韩国在近40年来,也有38篇颇有深度的论文发表。德国慕尼黑大学在90年代初期,曾专门组织人力翻译《素问》。欧美的许多国家,如今也已逐步展开了对《黄帝内经》的研究与应用。这些等等,都表明了《黄帝内经》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

《黄帝内经》是一部世界级的医学巨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是一部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医学为主体,广及天文、历法、气象、物候、地理、人文历史等诸多学科并将之完美地融为一体的宝典。其内容之博奥,意义之深远,影响之大,流传之广,是世界上任何一部医学著作所无法相比的;作为医学之宗的崇高地位,也是任何一部著作所不能替代的。这便是自其问世以来,自张仲景以降,历代凡是有学术成就的医学家,无不将其作为必读之书并从中汲取营养、充实自己、发展自身的真正原因。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干。历代医学家在不断从中吸收养分的同时,又使其丰富的内涵不断地得到发掘,并向更为深广的层面拓展。正因为这样,中医学才得以枝繁叶茂,长盛不衰,不断地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发挥积极作用,世人才对其倍加珍视并不断地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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